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校园侵权案中学校担责案件占比相比2023年下降了5.3个百分点。这一数据引起了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曹阿民的关注。他认为责任比例的变化释放了积极信号，有助于学校更好地履行教育职责。
虽然5.3个百分点的降幅不大，但被写入最高法工作报告中，表明司法政策正在更加公平地分配校园侵权案件中的法律责任，摒弃“学生出事学校必担责”的认知偏见。根据《民法典》规定，只有当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时，才需承担侵权责任。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法定的“尽职免责”原则常常被忽视，导致学校承担无限的管理责任。即使校方无过错或已及时采取措施，仍可能被判承担责任。这种现象不仅影响涉案学校，还促使更多学校走向风险厌恶，减少体育课时，降低运动强度，甚至取消春游、秋游和社会实践。有些学校为了追求“零事故”，规定学生课间必须坐在座位上，只能去厕所交流，引发社会对“把课间10分钟还给孩子”和“厕所社交”的讨论。
一些不合理的司法判决也加剧了这些问题。例如，“一人肚痛，全校吃药；一人跌倒，全市停跑”的情况时有发生，看似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实际上却让孩子们失去了宝贵的课间时间。曹阿民委员指出，校园安全不应是无限责任，需要通过法治手段明确家校责任边界，让学校从“自证清白”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最高法报告提到一个案例：小学生徐某在学校下楼时不慎摔倒，牙齿折断。法院最终判决学校已尽到教育和管理职责，驳回家长的赔偿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芳表示，如果发现学校未尽到职责，法院仍会依法判决其承担责任，并提出司法建议以堵塞校园风险漏洞。
明确学校“尽职免责”原则的同时，也要强调家长的责任。教师依规批评学生或组织合规体育活动等行为，若已尽到安全义务，校方不应担责。若事件因家庭矛盾引发，则由监护人承担责任。这有助于避免学校承担无限责任，防止个别家长滥用权利施压学校。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法院应坚持“尽职免责”原则，对不合理的家长诉求说不，从而恢复学生的课间时间和学校的正常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