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宣布将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推出重点行业就业支持举措，并出台应对人工智能影响促就业的文件。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其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已局部显现，制造业流水线工人、文书助理、初级会计等职位受到较大冲击，供需错配的结构性矛盾愈发突出。
世界经济论坛预测，到2030年，被替代的工作岗位数量将达到9200万个。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发布的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新增工业机器人装机量将达54.2万台，较十年前增长超过一倍。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完善就业影响评估和监测预警，综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公丕明指出，当前我国就业制度与政策体系的优化进程滞后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难以对人工智能引发的就业生态系统性重塑进行前瞻有效地应对。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导致劳动者在社会保障及职业安全等方面的权益保障存在缺失。算法管理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工作强度与绩效评估的公平性质疑，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制。此外，就业风险的综合治理机制存在短板，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岗位替代、技能过时等风险的监测、评估、预警及快速响应机制尚未健全，跨部门协同的监管体系尚不完善，难以对结构性失业风险进行早期干预。
公丕明建议，接下来要激发人工智能技术的就业创造效应，探索促进就业的新增长方式和增长点。注重培育人工智能、机器人制造等新兴产业，通过加大投资支持、落实研发激励与税收优惠等措施，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拓展就业增长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表示，如果任由人工智能系统自发地替代就业岗位，那些被替代的劳动者就会大规模转移到低生产率部门，在造成整体生产率降低的同时，这部分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和工资水平也会下降，全社会的收入差距也会扩大。如果在生产率分享和社会需求扩大的合理范围内，可以做到使新岗位的报酬水平与生产率水平脱钩，则劳动力重新配置的结果，意味着创造出更多有社会需求的鲍莫尔类型岗位。
除了激发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还需健全人工智能规范与监管框架，制定原则和政策标准，强化对新兴行业劳动关系的监管，避免数字鸿沟、算法歧视等问题。鼓励企业探索建立人工智能时代更合理的工作制度，完善劳动争议调解机制，及时化解矛盾，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