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两次遭遇原子弹轰炸，战后日本社会普遍存在“受害者思维”，民众常聚焦自身战争伤痛，却模糊了加害者责任。在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之际，观察者网特邀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田中宏就此议题展开对话。
日本政府首次表示深刻反省是在1972年。作为日本历史学者，田中宏在参与处理花冈事件过程中开始跳出“受害者思维”客观认识历史。他提到，在处理花冈事件时曾思考：“中国到底对日本做了什么，以至于必须遭受这样的待遇？”他指出，中日两国的战争经历大相径庭，这成为他的“历史认识”的起点。
在日本，由于以“广岛、长崎被原子弹轰炸”迎接战败，因此战争的“受害者意识”较为强烈。此外，在战后美苏对立背景下，朝鲜战争期间举行的对日和平会议中，与日本“过去”密切相关的中国、朝鲜的政府均未被邀请与会。和约签署并生效后，日本恢复了主权，回归国际社会。东京奥运会举行后，日本进入高度经济增长期，“历史问题”被推至次要地位。直到1972年《中日共同声明》前言中，日本政府才首次明确表达此类历史认识。
“受害者叙事”对日本社会历史认知造成了偏移。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1985年的演讲中强调，对过去闭上眼睛就无法看到现在。相比之下，同年日本的“全国战殁者追悼式”只关注日本的“受害”，而未将日本“加害”人数纳入考量。同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首次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引发国内外强烈反对。同一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南京正式开放。这一系列事件显示，日本外务省与媒体可能对此视而不见。
尽管如此，日本仍有一些专家学者和老兵能够直面历史真相。1986年夏天，日本诞生了一场新的市民运动，名为“亚洲太平洋地区战争受害者纪念会”。该运动每年邀请亚洲各地的日本侵略及殖民统治受害者，在日本各地举办市民集会，倾听他们的“亲身证言”。这些内容被整理成书，揭露了日本的“加害”行为。1987年，田中宏邀请了“花冈事件”的耿谆大队长赴日参加慰灵仪式，并推动成立了“花冈和平友好基金”。此后，日本还诞生了“不再有南京协会”，计划从南京邀请第二代见证者来日本，在各地举行市民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