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本是丰收的季节，但某地种植户李某某的500亩马铃薯田却在采收期间遭遇数百人哄抢，导致100万斤马铃薯被掠走，直接经济损失逾百万元。这起涉及人数众多、地域特征明显的群体性事件，不仅折射出基层法治生态的复杂面貌，更将“法不责众”的传统认知推向舆论焦点。
根据《刑法》第286条及相关司法解释，哄抢公私财物价值达到1000-3000元即构成“数额较大”，首要分子和积极参与者将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若数额超过法定上限，刑期可攀升至10年。而对于普通参与者，《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可处15日以下拘留并处罚款。法律体系看似构建了从刑事重罪到行政违法的完整追责链条。
然而，马铃薯这类农产品单价低廉的特性，使得单个参与者哄抢价值往往难以突破千元门槛。以本案为例，若每人仅获取价值500元的马铃薯，理论上多数参与者仅构成治安违法。这种“蚂蚁搬家”式的集体行为，客观上稀释了刑事追责的适用范围，形成“刑法够不着、治安管不全”的尴尬局面。
事发地所在的农业县，平均每万名常住人口仅配备8名警力，远低于城市地区15人/万人的标准。面对数百人同时参与的哄抢现场，基层派出所往往陷入“抓现行难、取证难、溯源难”的三重困境。一位参与案件处理的民警表示，现场只能优先控制带头推倒围栏、殴打工作人员的极端分子，对抱走几袋马铃薯的村民难以逐一甄别。
近三年公开的27起农产品哄抢案件中，最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仅限12名组织者，参与者行政处罚率不足5%。司法机关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不得不权衡执法成本与社会效果——全面追责可能激化矛盾，选择性执法又损伤法律权威。这种两难选择催生出“抓大放小”的折中策略。
